在中国古代，法律制度的发展与演变，始终贯穿着“礼法并治”的核心理念。这种秩序构建方式，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于社会治理的独特理解，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。礼法并治，简而言之，就是将礼教与法律相结合，以礼为本，以法为辅，共同构建社会的秩序。

礼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。它不仅是社会行为规范，也是道德伦理的体现。礼的核心在于维护社会等级制度，确立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间的伦理秩序，强调尊卑有别，长幼有序。礼的实施，更多依赖于社会成员的自觉遵守和道德内化，是一种柔性的社会控制手段。

法，则是指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的规范体系，它依靠国家权力保证执行，具有强制性。在古代中国，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惩处违法犯罪，维护社会治安，保护国家利益和个人权益。法的发展，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，从不成体系到成文法典的演变过程。

礼法并治的秩序构建，在古代中国法律制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周代，礼教被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，形成了以“礼治”为核心的政治法律体系。周礼不仅规定了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间的行为准则，还包括了祭祀、朝聘、军旅等国家大事的规范。《周礼》的制定，标志着礼治制度的成熟。
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诸侯争霸，社会动荡，礼治的约束力减弱，法家思想兴起。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、韩非子等，主张以法治国，强调法律的明确性和强制性。这一时期，各诸侯国纷纷进行法律改革，制定成文法典，如《秦律》等。

汉代以后，礼法并治的秩序构建进一步发展。汉武帝时期，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，礼教再次被强化。同时，法律制度也更加完善，法典的制定和修订成为常态。《汉律》的制定，就是礼法并治在法律制度中的具体体现。

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。《唐律疏议》的颁布，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典的成熟。《唐律》不仅继承了前代法律的精华，还对礼教进行了系统的法律化，将礼的规范融入法律之中，实现了礼法的高度融合。

宋代以后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，法律制度逐渐适应社会变迁，出现了《宋刑统》等法典。明清时期，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，尤其是《大明律》和《大清律例》，不仅继承了唐律的精神，还对礼法并治的秩序构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。

综上所述，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，始终围绕着礼法并治的秩序构建展开。礼教与法律的结合，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于社会秩序的理解，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性。礼法并治的秩序构建，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，也是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